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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兼论合同诈骗罪与一般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
时间:2016-10-13  作者: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王宇鹏  新闻来源:  【字号: | |
  

    正确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区分合同诈骗犯罪与一般合同欺诈行为,对有效防止刑罚的过度扩张,避免对经济生活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在彰显经济发展保障职能的司法价值追求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认定“非法占有”应当明晰刑法意义上的“占有”

  占有,最早来源于民法。在民法上,它的含义有两层,一是一种所有权权能,即管控管领物在法律上的正当性,依权能的可分离性,占有在所有权人之外的第三人行驶必须具有法律上的合法理由,比如授权、委托、借用等,否则,即属于“非法占有”;二是作为物权概念的占有,即所有权人对物享有的事实上的控制力和管领力,更强调物权宣示性、所有人对物管控的事实性和识别性,而不问这种对物管控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因此并不存在“非法占有”的区分意义。

  占有概念在刑法上得到借用,但其意义并不等同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不仅指事实上的支配或者控制,对“非法占有目的”理解为“不法所有”则更为确切,即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犯罪行为完全排除权利人对物的所有权、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或者第三人可以支配的所有物,从而完全自主行使利用、处分等所有权权能。

  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应当以对物的处分、流转合法与否为标准。合同诈骗犯罪的犯罪行为人利用合同形式,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目的不在毁坏或者隐匿,而在于对取得的物进行利用、处分从而获取利益,而要实现则必须具有以物之合法占有人的身份对物进行利用、处分以获取经济利益,故其“非法占有”的认定应当以排除权利说为基本理论指导。

  二、认定“非法占有”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非法占有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作为复杂性、隐蔽性、欺骗性特征更为明显的合同诈骗犯罪认定的一种原则性标准,一旦行为人具有下列客观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㈠无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包括:虚构主体;签订合同后,故意注销、解散主体;卷款逃跑等。

  ㈡没有实际履约能力。包括:自始既无履约能力,不告知对方真实情况而与之订立合同,骗取财物;开始有一定履约的可能性,而后履约能力丧失,但不告知对方情况,让对方继续履约,骗取对方财物;签订合同后,将对方财物大部分或者全部用于与履行合同无关的个人消费、还债、非法经营、违法犯罪等用途,造成了无法归还对方财物的后果。具体容易产生分歧的常见合同诈骗犯罪而言:

  1、“借鸡生蛋”型诈骗。该类型犯罪典型特征一是违法行为人实际并不具有履约能力或者履约能力较为脆弱,二是违法行为人发生了向他人借款或者物的行为,三是违法行为人借款或者物时,隐瞒了自己履约能力缺乏的客观事实,四是违法行为人借款或者物的主观意图情形复杂,或者是为了经营牟利,或者是为了归还债务等,五是发生了款物不能归还的后果。对借鸡生蛋型诈骗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不能仅凭行为、结果一概而论,而要区分情形分别界定。

  ①对于通过正常经营行为“借鸡生蛋”,获取利益,即“蛋”生了,“鸡”也还了,两厢情愿,自然不应再以犯罪论处;②对于假借经营行为套取利用他人钱款或者物,取得后用于挥霍,导致款物丧失,给所有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且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由于借款合同只是犯罪手段,并不具有市场交易内容和目的,应当以诈骗罪追究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③对于从事实际经营行为,但对所有人造成了严重财产损失,且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由于违法行为人对钱物所有人隐瞒了无履约能力的事实,主观上具有骗取对方财物的故意,造成了对方财产损失,可以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④对于从事实际经营行为,未造成损失,但违法行为人编造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拒不归还所借款物,即借“鸡”不断下“蛋”的,由于违法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对款物的非法占有目的,故不能以犯罪论处。

  2、“合同担保”型诈骗。该类型诈骗典型特征一是合同关系发生在合同当事人、担保人三方之间,二是违法行为人寻求担保只是为了取得合同另一方的信任,从而从对方获得财产利益,三是违法行为人隐瞒了足以让合同对方产生怀疑的重大事实,且并未将真实情况告知担保人,四是违法行为人诈骗的是合同另一方的财物,但基于担保关系,最终受到重大财产损失的是担保人。在此类型犯罪中,基于以下理由,仍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①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正常市场经济交易秩序,实质在于违法行为人违背了诚信义务,并利用对方的诚信,采取欺骗手段使对方财产受到了损失,在欺骗对方、取得财产、财产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②在保证合同中,三方当事人通过两个合同关系形成较复杂的关系,一是主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有相互的诚信履行义务,二是保证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保证义务关系,在被保证人不履行主合同义务时,保证人有清偿义务,三是违法行为人与已经清偿的保证人之间存在担保合同关系;③在有保证合同的情况下,保证人对被保证人具有更大的诚信义务,因违法行为人的行为,保证人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④违法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是保证人债权这一财产权益;⑤违法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3、“合同陷阱”型诈骗。该类型合同诈骗的典型特征,一是合同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二是违法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前掌握了经济形势而有意隐瞒了对方当事人,或者在签订合同时有意设置了让对方无法履行或者履行不当的条款,三是针对陷阱,违法行为人设立了赔偿金条款或者预留了取得对方财物的路径。分析此类型诈骗,核心是要正确区分合同纠纷,尤其是民事欺诈与诈骗犯罪的界限:⑴有无签订、履行合同的诚意。合同诈骗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情况下,通过签订合同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行为人有履行或者基本能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能够完全履行,或者在合同履行中,一方有意违约,从而引起合同双方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争议。区分关键,在于查明行为人有无通过欺骗方法签订合同,企图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重点把握是否存在虚构主体、冒用他人名义,是否存在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材料,是否存在隐瞒真相、使用不符合担保条件或者明知不能兑现的产权证书、债权文书、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文件、票据以及其他结算凭证为主合同提供担保,在交付款物时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等。民事行为有时存在欺诈,但这种欺诈,旨在诱使对方陷于错误认识并与其交易从而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自始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总会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履行合同,且在造成损失后虽进行辩解,但不逃避承担责任,故不构成诈骗犯罪;对“合同陷阱”类案件,也不应通过刑事手段进行调节,因为一是订立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即便是欺诈、胁迫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在双方当事人协商或者经由仲裁机构、人民法院变更之前,双方当事人都应受到合同的约束;二是订立合同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在确立合同时,双方都应认真审查、仔细考虑,因自己行为不当或者过错造成的后果应当自行承担;三是对因欺诈胁迫发生的合同纠纷,当事人一方可以通过经济仲裁或者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或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或以重大误解、欺诈为由申请法院变更、解除合同,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没有必要动用刑罚维护当事人一方订立合同时的疏忽过错。⑵有无实际合同履行行为。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只是把合同作为骗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主观方面的欺骗意识和非法占有目的反映在客观行为方面,即是并不实际履行合同,也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则是具有履行合同的诚信,在签订合同后积极履行了合同义务,只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者履行出现了瑕疵,从而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失。⑶合同履行是否充分。即合同履行是否达到了足以认定合同诚信的程度。有些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使犯罪行为更具欺骗性,也部分履行合同,制造出诚信履行合同的假象,但其履行十分肤浅,只是为了做出要履行合同的样子;而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完全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只是由于市场变化或者资信变化等,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完全履行,但行为人为了履行合同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设法为履行合同创造条件。尤其是在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并无履行能力的情形中,如果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经过积极努力,使合同全部或者基本得到了履行,则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⑷履行不能后是否具有承担违约责任的意思表示。合同诈骗犯罪当事人由于根本不具有合同履行的诚信,所以往往表现为款物到手后,或者卷款逃跑,或者将物变卖处置,或者挥霍、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财物根本无法返还,或者隐匿财物拒不返还;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则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并不逃避,在主观上没有通过诈骗方法取得他人财物的目的。但在以后合同归还前合同财物的案件中,由于行为人只是为了应付对方催要或者是为了掩盖其诈骗行为不被发现从而不至于受到法律追究,通过签订后合同骗得财物归还前次所欠,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诈骗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财物损失,则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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